九三学社的前身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的中央社刊名为《民主与科学》，九三学社首任主席许德珩在生前出版的回忆录名为《为了民主和科学》，这说明九三学社与民主科学之间有很多渊源，是民主与科学的继承者、践行者。民主与科学，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也是五四运动的精髓所在。笔者主要依据《1890-1990百年风云许德珩》一书进行了不完全的统计：许德珩先生为了民主和科学，4次投笔从戎、4次被解聘、2次被捕，在4所大学上过学、在11所大学教过书，参加的社团或者参与发起成立的社团有14个之多，参加的有一定危险性的政治活动至少10多次，出版著作或译作11部。翻阅许德珩主席的这些往事，我的一个感悟是，自由不是免费的，践行民主和科学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谨以此文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一、结社自由，身体力行
　　1915年夏，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1916年秋转入国文学门。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先后参加的社团或者参与发起的社团有7个：1918年1月加入蔡元培校长发起成立的旨在培养师生个人道德情操的进德会；1918年6月30日参加李大钊教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任编辑部临时编译员；1918年参加学生救国会；1918年10月20日担任《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主席，并与邓中夏、周炳琳等当选为编辑股干事，该刊可与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1919年1月创办的《新潮》杂志相媲美；1919年3月23日，与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多为国民社、新潮社的成员；1919年5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5月7日许德珩出狱后参加北京学联的工作；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基本上是国民社、新潮社的头面人物，如傅斯年（5月4日游行总指挥）、段锡朋（5月5日新成立的北京学联主席，6月18日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廖书仓（5月3日晚上13校学生集会的大会主席）、罗家伦（起草白话文《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许德珩（起草半文半白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名列5月4日被捕32位学生之首）等。
　　1919年5月4日的游行，一开始游行秩序很好，警察只维持秩序，“文明对待”学生，连警棍都没带。当时的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曾经要求出兵弹压学生运动，被国务院总理钱能训拒绝，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强烈反对段芝贵出兵，可是后来发生了闯曹宅、毁坏私人财物、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事件，警察不得不开始抓人，32个学生被捕。5月5日，教育部指令各学校校长，要求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各学校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带领下，集体抗命并求助舆论，才使学生免遭被开除的命运，32位被捕的学生也于5月7日上午约10点由7个学校校长亲自联名保释出狱。
　　1927年2月，留法7年的许德珩回国。在回国前，他曾经找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夏霆要求加入中共，但夏霆认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建议他加入国民党左派，许德珩听从夏霆的建议，加入国民党左派。
　　1932年12月，第二次被捕出狱之后，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杨铨（杏佛）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许德珩当选为执行委员（共9人）。
　　1936年1月27日，与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救国会也是有危险的，因为当局不允许成立政治性社团。1936年6月，许德珩被北京大学解聘。1936年11月23日，全国救国会的李公朴、王造时、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 [1]P118-122。1938年4月，许德珩作为救国会北方代表被邀请为首届国民参政会100个参政员之一。此后，许德珩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1年3月19日，包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二派（乡村建设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P140，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1942年1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有“三党三派”之称。许德珩任联络部副部长[5]。
　　1944年底，在重庆的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鼎彝、税西恒等经常聚会讨论时局，后来这批人结成一个政治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按照国际惯例，投降书将于签字的次日即9月3日生效[5]。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1946年5月4日，九三座谈会改造为一个政党，取名九三学社，以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5个人为常务理事，以梁希、卢于道2人为常务监事。1950年3月，许德珩担任九三学社第一届中央理事会主席，此后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到1988年1月（1988.1-1990.2任九三中央名誉主席）。
　　1979年3月24日，许德珩经邓颖超、乌兰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50多年来一直未了的一个心愿。
　　二、书生坐牢，不改本色
　　许德珩第一次被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在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方面，中国普遍存在乐观心态。而在1919年1月开始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并没有如愿，原因是英、法、意早在1917年2月就与日本有密约，而中国在1918年9月也与日本有密约。当时的国际公法允许国家间存在密约。原来答应帮助中国的美国，看到密约后，对中国也爱莫能助。在美国看来，他不过是尊重已存在的密约；但在中国舆论看来，却是美国背信弃义，1919年之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开始转向苏俄。中国代表团交涉到5月1日，交涉最终失败。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消息透露给学生许德珩，于是学生们将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到5月4日举行。1919年5月4日，在游行队伍到赵家楼曹宅之前，游行秩序一直很好（堪称典范），警察也没有动粗的意思。但悲剧还是发生了：部分学生冲进曹宅，打人，毁物，放火，之后逃跑。维持曹宅秩序的警察没有尽到责任，既没有保护好曹宅，也没有抓现场打人放火的人。等到学生已经四散跑掉，才胡乱抓几个落在后面的学生。事后统计，共抓了32个学生，其中，侦缉队抓4个、保安警察三队四队抓8个、内左一区抓11个、步军统领衙门抓10个（内有市民一人）。许德珩被列在32个学生之首，也许是因为许德珩是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也许是排名不分先后之固（从32个学生名单的排序上看仅仅是把各单位报来的名单简单合并而已）。被捕的学生均不承认有打人放火情节，不承认就拉倒，警察也没有动用刑具对付学生。事实上，这些被捕的人也不知道打人放火是谁干的。不仅当时不知道，就是在不存在追究责任之后也没有人搞得清到底是谁打人放火。
　　1919年5月5日，教育部要求各学校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校长们纷起反对，公推蔡元培（北京大学）、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7个校长为代表前往警察厅交涉。5月7日上午10点左右，被捕学生全部释放了。许德珩第一次坐牢，前后4天就被释放，一来得益于蔡元培校长等的保释，二来得益于当时宽松的社会舆论，三来得益于当时警察没有被捕学生打人放火的直接证据。
　　许德珩第二次被捕。
　　因在暨南大学讲授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辨证法，为上海当局所不容，许德珩于1931年初被暨南大学解聘。北平师范大学随即聘他任教授兼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31年7月，许德珩全家抵达北平，许德珩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同时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后专职在北大任教，夫人劳君展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许德珩经常发表抗日救亡言论，为当局所不喜。1932年12月13日，许德珩被当成共产党嫌疑在家中被秘密逮捕，家中的外文书籍、红色封面的书籍及其手稿、译稿均被抄走。来执行的人未介绍他们的身份，也没说要把许德珩带往何处。当时失踪和暗杀事件时有发生，劳君展很是担心。她机智地设法从北平市公安局第三科的登记册上查到许德珩的名字，并立即将此事通知给《世界日报》记者萨空了，同时打电报到上海向蔡元培报告此事。12月14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报道了许德珩被捕的消息，将此事公开。12月16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10位校长联名致电行政院和教育部，要求保释被拘师生。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黎照寰、林语堂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等，“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并派杨铨到北平去解救许德珩。12月21日下午4点，许德珩被保释出狱。许德珩第二次坐牢，前后9天就被释放，一来得益于夫人劳君展机智勇敢，闯到公安局查到许德珩的下落并迅速通知各界朋友，否则许德珩有可能被秘密杀掉，二来得益于非政府控制的媒体将消息公开，三来得益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蒋梦麟、周炳琳等名人的呼吁和营救。
　　三、投笔从戎，死里逃生
　　第一次从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23日，同盟会会员林森、吴铁诚等发动九江新军第五十三标马毓宝部起义成功，九江光复，李烈钧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1912年还在九江中学堂念书的许德珩（1908年秘密加入同盟会）投笔从戎，在李烈钧部秘书处任秘书，1913年退役返回九江中学堂读书。
　　第二次从军。1913年“刺宋案”引发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江西省前都督李烈钧在九江湖口首举讨袁大旗，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许德珩第二次投笔从戎，参加李烈钧部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德珩离开九江逃亡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英文系，继续读书。
　　第三次从军。经蔡元培推荐，许德珩1927年2月回到国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文学系任教授，3月到黄埔军校兼政治教官，为第五期学员讲授社会主义史[1]P88-90。4月到武汉后，许德珩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总教官恽代英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官，兼第四中山大学教授 。1927年7月，许德珩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9月初辞去总政治部职务。
　　第四次从军。1936年6月许德珩因参与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传抗日被北京大学解聘，随后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8日日军宣布占领北平，8月9日晨许德珩只身逃往天津。许德珩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掌民众组训）任设计委员。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沦陷前数小时，许德珩逃到下关，从下关乘小船渡江到浦口然后到武汉，到武汉后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设计委员。1938年1月，第六部与政训部合并为政治部。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周恩来认为大家都聚集在武汉不是个办法，应该回到原籍去参加抗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于1938年3月与王造时、罗隆基一起回到江西，在政治讲习院开设课程《中日关系及其现状》。1938年7月6日至15日，许德珩到武汉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会后回南昌就任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该会下属的大队长）。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许德珩在重庆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此后定居陪都直至抗战胜利。
　　四、言论自由，甘冒风险
　　1932年12月许德珩第二次被捕获释以后，继续追求民主自由，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1月30日当选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首届执行委员。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许德珩、劳君展两个教授参加到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中。1935年12月19日，许德珩等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
　　1936年初，许德珩与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于1936年1月27日在北京大学进行成立大会。1936年5月4日，北大举行五四运动十七周年纪念会，马叙伦、曾昭伦、周炳琳、许德珩四教授出席演讲。1936年6月，北京大学宣布解聘许德珩、尚仲衣两位教授。许德珩被北京大学解聘后，马上被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聘为教授。
　　1936年10月，中共地下党员徐冰教授（建国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到许德珩、劳君展家中，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的食品和日用品缺乏。许德珩、劳君展当即决定用自己的薪水买一些东西（12块怀表、10多双布鞋、10几只火腿）委托徐冰、张晓梅夫妇送给延安的老朋友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东西后于11月2日还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1]P120。由于当时不能用真名，寄东西时只以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名义，毛泽东的回信无法寄出。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9月12日上午会见许德珩、劳君展夫妇，方才知道东西是他们所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许德珩曾经致电张学良、杨虎诚，要求将蒋介石“就地正法”。为了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徐冰邀请北平各校进步人士在许德珩家聚餐，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彭真（化名老高）给大家讲解了相关政策。
　　许德珩自1938年7月起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职期间正直敢言，被舆论评为除张奚若参政员之外“最能为人民讲话”的人。
　　1947年2月北平当局以清查户口为名逮捕两千多人，许德珩等13人联名发表《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
　　1947年5月20日，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许德珩提案反对一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该提案被登在5月22日的《中央日报》上。
　　1948年3月29日，北平各校学生万余人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集会，抗议政府下令查禁华北学联，数千名警察在会场周围设置路障，架起了机枪，装甲车在会场外面巡弋。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位教授（均是九三学社社员）冒死出席并发表演讲。鉴于1946年7月11日、15日李公朴教授、闻一多教授惨案的教训，学生会派学生将三位教授护送回家，并派学生住在许家的客厅里以保护许德珩的人身安全。
　　1948年8月9日，许德珩在北京大学理学院荷花池前发表演讲，公开反对政府发行金圆券。
　　1948年8月17日，行政院发布《后方戡乱应行注意事项》的命令。8月19日，大逮捕行动开始。8月21日，许德珩等55位北大、师院的教授联名发表抗议书。（作者：林修凤，九三学社福建省委常委、社省委提案委员会主任、社省直工委副主委、社省委青工委副主任，福建农林大学国资处处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