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著作，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我市人民政协工作，助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在福建省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时，就十分注意将从政经验转化为文字，以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其中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在正定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等共37篇文章于2015年12月整理出版为《知之深，爱之切》，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在宁德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共29篇在1992年7月出版为《摆脱贫困》。两个文集虽然出版时间相隔二十多年，但细读文本，能够发现近十年的时间里，很多思想都是在继承和发展中的，体现出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一以贯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一、《知之深，爱之切》《摆脱贫困》不同的写作时空
　　（一）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任务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的时间是1982年3月到1985年5月。从个人来看，处在30岁左右的年纪，从国家来看，改革开放刚刚开始。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力争让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将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规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读《知之深，爱之切》里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是紧紧围绕着十二大提出的目标和重点来推动正定经济社会发展的。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的时间是1988年6月到1990年5月。从个人来看，处在35岁左右的年纪，从国家来看，改革开放如火如荼。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加快和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从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五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创造的工业总产值达6万多亿元”。但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不稳定、不协调的因素，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突出表现为通货膨胀。198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货币发行最多的一年，国家开始了经济的治理整顿。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宁德面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双重任务。
　　（二）正定、宁德的地理位置差异决定不同的发展基础
　　正定、宁德又处在祖国广阔山河的不同空间。正定县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管辖的县，处于燕赵大地，平原辽阔，是河北省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同时也是著名的棉粮高产区，一年给国家的征购粮是7600万斤，是河北省最多的。正定县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叶，曾经一度成为河北中部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知之深，爱之切》的序言就历数了这座文化古城“九楼四塔八大寺”等佛教建筑，赵子龙、颜真卿、蔡松年、白朴、尹玉峰等历史人物爱国志士。
　　宁德地区属于福建省管辖的地级行政区域，位于闽东北，以山区为主，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粮食产量不高，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低于全省，每年从外地区调入的粮食在1亿斤左右，是福建省“最后一排”，给财政带来压力。宁德地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很长一段时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宁德海岸线辽阔，山、海、川、岛占了福建省的三分之一，具有举世无双的良港——三都澳，在改革开放年代潜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因此，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时候就指出根据不同的区域资源禀赋，应该走不同的发展道路，福建唱的是山海经，正定念的是人才经。
　　二、从《知之深，爱之切》到《摆脱贫困》的思想延续
　　（一）解放思想：从“半城郊型”到“弱鸟先飞”
　　无论是正定还是宁德，都属于传统农业地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均属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的不仅是经济基础，还包括关于发展的思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发现有的干部总是被时代牵着走、被潮流赶着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理解，甚至抵触，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抱着怀疑态度。到底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和县委班子一道，开展了关于发展思路的大讨论，集思广益、统一思想，认为正定虽然具有农村经济的一般特点，但毗邻石家庄，具有城郊的区域优势，确立了大力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在宁德工作时，随着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深入，思想的问题出在了如何面对更成熟的市场经济，有些干部是等、靠、要，认为发展的道路是靠上级帮助，习近平同志更加全面地提出要把这些观点都“扫荡”掉，提出了“至贫可能先富，弱鸟可以先飞”的战略。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的解放思想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面对新情况不断提出的更高要求。
　　（二）农业农村：从历史逻辑到比较逻辑
　　年轻时经历过七年知青岁月的习近平同志对农业农村非常有感情，在众多产业中也一直认为农业是根本。《知之深，爱之切》中有五篇文章专门论述农业、农村问题，《摆脱贫困》中有四篇文章专门论述农业、农村问题。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正定主要是从历史的眼光看待大农业，认为“从单一的种植业的小农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一个突破性的战略转变”[2]，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就能够用历史逻辑看待农业问题，让人们对农业的认识摆脱了局限在单一种植业的狭隘理解，认识论向更高阶段发展。在宁德主要是从比较的眼光看待大农业，小农业属于自然经济，大农业属于商品经济；小农业是狭隘的以粮为纲，大农业是把粮食看作一种基础性的因素；小农业不讲究农、林、牧、副、渔的互相联系，大农业是把它看作一个系统工程；小农业满足于自给自足，大农业必须面向市场。可以看到从正定到宁德，习近平同志对于大农业的观念从历史逻辑到比较逻辑，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基层组织：从战斗堡垒到坚强领导
　　正定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宁德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单位（下辖九个县级行政单位），都属于基层。从正定到宁德，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在《知之深，爱之切》中，一篇讲基层团组织建设，一篇讲基层班子建设，一篇讲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建设适应四化需要的党的基层组织》（1983年8月16日）是《知之深，爱之切》中最长的文章之一，全方位地审视了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严肃地指出基层干部队伍中的歪风邪气，“要充分认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和党的领导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在社会基层中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堡垒。”[3]在思想层面重视起来，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摆脱贫困》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农村党组织建设，《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1990年1月）一文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的最重要的保证。除了收录在《摆脱贫困》文集中的文章，在中共宁德地委政研室编写的《闽东之路探索》和《滴水集》等材料中，还可以看到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了对宁德全区2189个农村党支部的课题调研。从把党的基层组织看作战斗堡垒到带领农村走向富裕的最重要保证，反映的是对基层党组织作用不断强化的重视程度。
　　（四）人才作用：从“人才九条”到“人才八观”
　　欠发达地区在政策、资源等要素上通常不如发达地区，如何能够在改革开放的“特快列车”上迎头赶上？在正定和宁德，习近平同志都强调了人才要素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念的“人才经”十分著名，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正定县为有识之士敞开大门》的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其中的“人才九条”突破了当时有关政策的制约，突破了很多阻力，显示了正定开放和包容的人才机制。到了4月25日，正定县人才技术开发公司就接待了150多位毛遂自荐的人才，其中工程师职称的就将近50位。“在‘人才九条’中，可以处处体现出习书记思人之苦、谅人之难、成人之善、容人之量。”[4]要制定这样大胆的创新性政策，来自于坚定的思索，正定“人才经”不是简单的张榜纳贤，而是一套完整的流程，包括了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全面的培养和使用环节。在宁德习近平将“人才经”从外部条件深入到对人才自身内部修养的审视，并且结合了中国传统经典《吕氏春秋》等古人识别人才“八观六验”的方法，听其言观其行，用行动至上的方式考验人才的才、用能否吃苦的标准衡量人才的德。今天各大城市打起了“人才战”，用高额的生活补助、购房补助吸引人才落户，都应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和宁德两地提出的“人才经”，留住人才需要有一整套的机制。
　　（五）精简文风：从九字到三字
　　从《知之深，爱之切》到《摆脱贫困》，还看得出延续着一种精简的文风。习近平同志的语言艺术十分接地气，特别善于用典型的话浓缩广阔的内涵。在正定讲到人才工作困难的时候只用了九个字：不理解、有顾虑、有误解，就把对人才工作认识上从浅到深说清楚了。在宁德讲如何善待人才也只有五个字：知、举、用、待、育，把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逻辑层次讲清楚。在正定讲到领导工作方法，只用了三个字：高、新、实。在宁德讲为官也是三个字：清、慎、勤。语言的浓缩反映的是文风的精炼，更加体现的是效率的追求，不加修饰，一门心思谋实事。
　　三、从正定到宁德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方法
　　从《知之深，爱之切》到《摆脱贫困》可以梳理出很多具体工作思路上相似的地方。这些共同点体现的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方法和情怀。
　　（一）深厚的辩证思维
　　习近平同志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实际运用中，特别突出的是辩证思维。首先表现在把握住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物质世界是客观世界，意识产生于物质但又不是物质本身，而是主观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正定和宁德的客观实际都是贫穷落后，两个地方的人民主观上都希望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和宁德的实践既承认了客观物质基础落后的实际，又充分发挥了主观的能动性，用实践的积极方式沟通了主观和客观。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正定的干部回忆习近平同志调查研究的方式特别多，比如经常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下乡调研，走村串户，走遍大街小巷；又比如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广泛接触群众，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再比如外出参观学习，了解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刚到宁德工作的第二个月，就带着几个领导同志走遍了九个县，还顺带到了温州等地，这样全局性的调查研究在宁德时共有三次，时任地委政研室副主任的李金煊回忆：一有点时间，习近平同志就下乡调研，一年里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在宁德，习近平同志延续了善于调查的习惯，下基层看“三面”。田面，看田间地头有什么庄稼，长势如何；人面，看群众的精神面貌；市面，看交易是否活跃，物价是不是高。通过这样“第一手”亲眼所见的资料，才能够了解到客观实际，获得老百姓生活最真实的情况。有了对现实的充分把握，习近平同志没有拘泥于现实的限制，而是大力提倡发扬精神对物质的促进作用，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将《红楼梦》电视剧“荣国府”的外景地争取落到正定，并且修复了古寺隆兴寺，形成了集群效应，打响了正定的文化品牌，吸引了旅游。在宁德一方面提倡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一方面弘扬“闽东之光”，策划了《山海的交响》，振奋了宁德地区干部群众的精神，传播了宁德地区的山海风光，吸引了投资和外界对闽东的热爱。
　　辩证思维也表现在把握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又称矛盾规律）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5]。一切事物的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方面，同一性指的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的一种趋势和联系”，矛盾的斗争性指的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的属性、体现着对立双方互相分离的倾向和趋势。”[6]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看到矛盾的斗争性，比如处理商品经济发展时，人们常常把当前和长远、优势和劣势、局部和全局等关系对立起来，导致决策的偏颇。习近平同志就善于看到矛盾的同一性。在正定工作时归纳总结商品经济的六个关系是当前和长远、优势和劣势、积极性和科学性、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内涵和外延、生产和服务，在宁德总结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是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速度和效益、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山区和沿海、开放与扶贫、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两个地方工作时都是把经济纳入到社会发展的全局当中考量，并且十分注重不同领域的互相联系。从正定到宁德，对经济发展辨证范畴的思考，更加具体化、全面化、系统化和时代化。习近平同志时常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困难和机遇是相伴发展的，在国家宏观调控，无法对地方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善于从挑战中看到了机遇，把劣势转化为优势，不急于“烧三把火”，赶快上项目，而是把主要精力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到了切实可行的打基础上，才有了未来真正抱上“金娃娃”。
　　（二）强烈的创新思维
　　无论是在正定突破障碍地提出“人才九条”，还是在宁德创造性地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和“四下基层”，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的创新思维是一以贯之的。这种创新并不是刻意地为了创造政绩而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党中央精神和政策坚决拥护的基础上。“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事件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8]这样的创新实际上才是真正符合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时任正定县长的程宝怀同志回忆，今天被津津乐道的“人才九条”在当时还需要突破一些思想和制度的限制，先是想在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上发表，而总编辑认为“违反现行政策”，不敢刊登。习近平同志让去找《河北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下震动了全省甚至全国”。因为内容涉及到了人事体制、粮食政策和户籍管理等等问题，创新的想法无法一下子被接受，习近平同志就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最后形成了全县的创新共识。在《红楼梦》剧组提出需要建设临时摄影棚的设想时，习近平同志认为三合板的假景仅仅只能提供一次性的拍摄，无法长期地为正定提供机遇，就提议建立一个“真实的”的荣国府，虽然投资增加了，但从长远来看收益更加提升了。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的跋里写道，改革开放的事业，要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担心没有更加大胆的新意。在深入调研之后，习近平同志给闽东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战略，就是源于对俗语“笨鸟先飞”的创新性改造，来自于关汉卿的元杂剧，习近平同志将“笨”改成“弱”，一字之变，却改造了这个意象的属性，笨属于本质性的比较难以改变，弱只是暂时的状态，可以通过先飞变为鲲鹏展翅。“滴水穿石”闽东精神，也来自于水滴石穿的自然意象，原本意象呈现出一种物理的结果，习近平同志调整了语序，把滴水作为主体，寓意着摆脱贫困的干部群众的理想人格，更加注重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把自然转化为人文，又是一次创造性重塑。这一切，都源自于深厚修养基础上强烈的创新思维。
　　（三）深切的为民情怀
　　《知之深，爱之切》收录的习近平同志给《正定古今》一书作的序言中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习近平同志是正定的第十任县委书记，也是最年轻、学历最高的一位，带领正定群众实现了“翻身记”。刚到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这个粮食高产县，老百姓却经常吃不饱，主动提出向中央反映征购粮过重的负担问题，让征购粮从7600万斤降到4800万斤，最后核减到了2800万斤，这是为正定人民办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远忘不了。当时习近平同志还是年轻的县委副书记，能够顶住巨大压力提出这点，没有深切的为民情怀是做不到的。
　　在《摆脱贫困》收录的《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一文中，习近平同志深情地表示将一片赤子之心留在闽东，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宁德地区条件薄弱，人民群众生活艰苦，“这就更需要我们到基层去了解社情民意，体察群众的冷暖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9]。在宁德工作时，在整体社会经济紧缩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通过深入基层现场调研，了解了民情民意；通过深入基层现场办公，把关怀和济助送入每户群众家庭；通过信访接待下基层，疏通了群众表达意见和诉求的通道；通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解开了群众的疑惑和心结。许多不通公路的高山和海岛都留下了习近平同志跋涉在人民群众中的足迹。
　　习近平同志真正把自己放在人民立场上，从《知之深，爱之切》到《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实践和探索的文献让我们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有了一条历史的理解通道。人民政协为人民，我们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就是要秉承总书记不忘初心、为民谋福的真挚情怀，始终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找准政协为民履职的切入点、结合点，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为群众立言发声，助推人民生活品质加快提升。
　　注释：
　　[2][3] 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
　　[4]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 北京：中共党校出版社，2019年，第86页。
　　[5] 列宁：《列宁选集第五十五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6] 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97页。
　　[9]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
　　（作者陈小韦系中共宁德市委党校讲师，宁德市哲学学会秘书长，硕士；作者林以玑系周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宁德市委员会秘书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