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全球经济遭受疫情重创的状态下，美国再次升级对中国的科技战和经济战，在全球推销“产业回归”的“去中国化”战略，试图在“比烂”中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新中国经过70多年的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显著的制度优势、庞大的产业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内需市场。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应对各种挑战。但是，世界风云总是变幻的，《孙子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困难，“关键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习近平语）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条战线都不可或缺。纵观2018年以来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科技封锁战、抗疫战、舆论战，不难发现，科技竞争是最前沿、最激烈、最核心的竞争。2020年5月，美国国防部高层发表题为《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的报告指出，在美中之间长期、全面的竞争过程中，核心制胜要素是技术和创新。这不禁让人想起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反华势力动辙以核武器威胁、讹诈中国，毛泽东主席说“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于是，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以“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的决心，对“两弹一星”的顶尖军事科技发起了攻关，终于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也是第三世界唯一一个拥有“两弹一星”技术的国家，构建了我国在全球核均势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今天的中国，刚刚步入全面小康，现代化进程仅70余年，与经过数百年积累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虽然我们一直用最快的速度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科技差距，但由于科学基础薄弱，从“0”到“1”的原创性科技依然处于整体落后的状况。有文献以2019年国际上各种机构公布的量化评价来看中美科技创新力的差距：“自然指数科研机构 100强”中，中国占16%，美国占46%；路透社“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 100强”中，中国占5%，美国占46%；汤森路透“全球科技领导者100强”中，中国占3%，美国占45%；入围“欧盟《研发投资记分牌》100强”的企业中，中国占8%，美国占35%；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中，中国约占12%，美国约占65%；普华永道发布的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1000家上市公司的总研发经费中，中国占7.8%，美国占42%，；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千人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量来看，中国为0.224人（2017年），美国为0.893人（2016 年）。从以上7组数据看，我国顶尖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美国的20%左右。
　　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建等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要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全面“突围”，掌握战略主动权，必须再次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民族精神，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中，弯道超车，走进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以科学技术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九三学社，是“两弹一星”民族精神的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九三先贤曾经的奋斗启迪着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方位，勇当科技新长征路上的先锋。
　　要秉持爱国主义的初心。中国的民主党派，都是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把爱国主义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实际行动中，九三学社一直保持着以科技报国的“初心”。爱国主义情怀一直激励着九三人不怕艰难困苦、不计个人得失，甚至隐姓埋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创造出一个个从“0”到“1”的科技飞越。2018年，程开甲在百岁生日之际，用一句朴实的话语诠释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王选也说过：“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爱国，是九三学社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对九三学社社员的科研方向、科研动力、科研成果取得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硬核”攻关，依然需要解决方向、动力和结果的基本问题，唯有继续弘扬科技报国的“初心”，才能为科技攻关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要秉持迎难而上的品格。科学技术创新，是向未知、不能、没有的领域，追求实现的过程，是要把一系列的“没办法”变成“有办法”。1961年夏，中央决定加快原子弹研制步伐，于1963年前拿出设计方案。邓稼先作为原子弹的总设计师，在无国外方案可参考、国内不具备实验条件的情况下，时年39岁的他，带领着数位年轻人，夜以继日工作，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推法，列出方程，如期拿出了设计方案。2019年央视一套热播剧《激情的岁月》中有一个镜头，一群年青人拿着古老的算盘，一丝不苟地运算着高能物理数学方程，还原的，就是当年邓稼先设计原子弹的场面。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当获知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完全自主研制时，震惊无比、热泪盈眶。今天我国的科研条件，已是当时不可比拟，但追求创新的过程，依然是在不断的失败中寻找新路径，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科研条件的制约，还有失败的挫折，名利诱惑与科研枯燥的矛盾。但是，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只有在排除万难、突破定式、百折不挠、敢于成功中，才能体现出九三人对科学高峰矢志不移的追求和迎难而上的风采。
　　要秉持虚怀若谷的底色。“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是做了一小部分该做的工作。”这是邓稼先在1986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时讲的话。2018年冬天，我们有幸在四川梓潼“两弹城”的邓稼先纪念馆，目睹了展列在纪念馆的讲话手稿，深受教育。作为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大量的九三学社成员奋战在科技攻关的最顶端。但是，现代科技无一不是系统集成的科学，一次核试验，要动用10万人的力量；一台芯片制造机器光刻机，有超过10万个部件。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在提高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依靠国家力量打造的平台和国家力量的集合，任何拔尖的人才，也只是1，无法成为10、100或10000，释放出强大的光和热。新中国成立以来，九三学社为国家科技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都是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在各行各业的协作下取得的。在新的时代，九三人要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谦逊的品格、协作的精神，不矜功、不骄傲，继续在国家最需要的点位上发挥特长，做出新的贡献。
　　要秉持聚焦前沿的恒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奋斗，共同垒起我国科学技术的高楼大厦。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承前积累，立足当下，更要有高度的使命感，追踪人类科技进步的脉搏，远眺我国科技发展的征程，以前瞻性、引领性的视野，为我国科技事业的整体发展出谋划策，为关键领域的集中突破披荆斩棘，开创身后的坦途大道，使我国从产业大国走向科技强国。正是基于对战略性前沿科技的长期关注，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强烈使命，1986年3月，九三学社社员王淦昌、陈芳允，与科学家王大珩、杨嘉樨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促成了著名的国家“863计划”。科技竞争，是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抗，而战略性高技术的竞争，是针尖与麦芒的碰撞，没有足够的由质量和速度构成的动能，无疑是必败的一方。在我国因基础薄弱而质量不足的情况下，唯有依靠包括九三人在内的全体中国科学家付出更多的努力、牺牲，取得更快的追赶速度，才能为国家争得国际话语权。中兴事件、封杀华为等案例，无一不用血淋淋的现实告诫九三人，我国科技发展漫长而艰难的，前堵后追的“围剿”局面，犹如一场新的长征。九三人，要勇当科技新长征的先锋，在合力突围中发展壮大我国的科技事业。
　　每个九三学社社员，不管科技攻关能力大小高低，都是先锋队里的一兵，都要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人口总数516万的福建省漳州市，仅有九三社员近300名，在全国近19万社员中，比例是极小的，但作为全国市级地方组织之一的九三学社漳州市委，团结带领全体社员将个人理想融入伟大的“中国梦”，立足本职，深耕领域。他们有的成为全市名医，有的成为城乡规划建设专家，有的成为中国智造的领先人才，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服务于富美新漳州建设，为祖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献策出力。（作者：九三学社漳州市委会主委、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主任、高级规划师 曹阳；九三学社漳州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农艺师 沈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