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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

忆恩师茅以升先生

时间:2016-05-17 10:02:10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网站

   
    茅以升先生曾经对桥有过一段朴实的描述:“造成的桥,就老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它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它不怕负担重,甚至超重,只要典型犹在、元气未伤,就乐于接受。”这正是茅先生的人格写照。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又恰逢母校(即西南交通大学)筹备建校120周年校庆,学校开展了“重走播迁路”等系列专题活动。一时间将我的思绪带回到80年前,带回到跟随恩师茅以升先生辗转求学的年代。先生奋进、敬业、治学的经历,奉献、求实、创新的人格魅力在我心中长存永在。
    钱塘“三部曲”背后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家危难关头,茅以升先生主持修建完成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公、铁两用大桥——“钱塘江大桥”。“修桥、炸桥、复桥”三部曲的事迹,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其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在大桥设计之初,先生就曾预感到战祸,为避免大桥为敌所用,建桥时即做好了炸桥的准备,在靠南岸第二号桥墩内设置了一个方形的炸药预埋孔。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隐约见日寇骑兵奔向桥头,先生断然下令起爆,并于当夜悲壮地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誓言。
    1937年8月,战火将至钱塘江边时,桥工处全体工作人员奉命转移。在大部分工作人员撤离后,先生带领几人整理、包装大桥技术档案,包括各种图表、文卷、刊物、照片、电影片等资料共14木箱。资料整理完成,他无限欣慰地说:“这些材料是无价之宝,我们要像保护生命一样地保护它们。抗战胜利了,要修桥、建桥,培养桥梁技术人才,这些东西就有大用了。”就这样,这14箱资料跟随着先生的足迹,赴湘潭、迁平越(今贵州福泉)、至川渝,一路辗转,于抗战胜利后带回杭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把为国家完整地保存了多年的这批珍贵资料移交给上海铁路局:“过去我为人民修建了钱塘江大桥,现在我又把大桥的全部资料献给国家,这才能说真正完成了国家和人民交给我的历史重任。”
    临危受命,慷慨赴任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当时茅以升先生的母校“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曾地处唐山,以下简称唐山交大)的校舍被日军占领,院长孙鸿哲积劳成疾,病逝于北平。其时恰逢学校的主管部门由铁道部变更为教育部,铁道部对学校撒手不管,而教育部以尚未接手为由,对学校不闻不问。学校群龙无首,成为“三无”(无校舍、无经费、无校长)学校,濒临绝境。
    1937年11月,黄寿恒、许元启等校友与各地师生、校友联络商讨,共同拥戴德高望重的校友茅以升先生为院长。时任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先生在得知母校推选他为院长后,没有推辞,临危受命,慷慨赴任。
    为了不中断招生工作,在复校工作尚未得到教育部承认的情况下,1937年度的招生公告是以先生个人名义刊登的,标题为“茅以升招生启事”。这种招生方式,在国内外的教育史上是罕见的,虽处战乱时期,但凭借先生的崇高声誉,学校仍然招录了77名新生!
    历经磨难,辗转迁徙
    1937年12月,唐山交大辗转播迁,历经磨难,师生陆续到达湖南湘潭复课。复课后,教育部对学校仍是不闻不问,不予拨款。1938年初,茅院长与朱泰信、倪钟澄等校友赴教育部接洽奔走,教育部才承认了学校迁校复课一事。同年2月,茅院长到湖南湘潭履职,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大家对学校的前途信心倍增。到校后,茅院长迅速解决了聘请教师、请拨经费、合作办学等事宜,学校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后来,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并入,校舍不敷使用,茅先生又奔走联系,找到湘乡杨家滩的几处宅院,租作校舍,将学校迁到那里继续办学。
    1938年11月,日军逼近长沙,长沙守军执行“焦土政策”,自行烧毁长沙市区。“长沙大火”迫使临近前线的唐山交大第三次内迁,往云贵高原转移。12月2日,师生到达广西桂林,日军轰炸桂林,80多名同学的全部行李及部分公物化为灰烬,其悲惨情景,难以言表。全体师生感到前路茫茫,士气低迷。
    在这困难关头,茅院长召集师生开会,他鼓励大家说:“我们学校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学校一定会振兴。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茅院长振臂高呼:“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亡!我们一定能找到读书的地方!”他的讲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坚定了大家前进的信心。
    凤凰涅蓜,桃李芬芳
    1939年1月28日,学校师生以“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亡”的爱国爱校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柱,历经3个多月的风餐露宿,跋涉1200公里,抵达贵州平越,于2月20日第3次挂起复院后的校名牌,正式复课。在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水河边,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我就是在这一时期慕茅以升先生之名,从交通大学(上海)机械工程专业转至唐山交大土木系学习的。
    平越时期,在茅院长的带领下,学校形成了40余人的知名教师队伍,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非常罕见的。这批名师铸就了抗日战争时期唐山交大的辉煌,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建设栋梁。其中有姚桐斌、陈能宽2名“两弹一星”元勋,肖纪美、佘畯南等9名院士,勘测设计大师胡惠泉、社会活动家杨纪珂等上千名专家学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矿冶系1943届毕业生中,仅一个班就出了3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肖纪美、徐采栋,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竹贤)。
    交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平越时期,在茅院长和教师们的支持下,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蓬勃发展。全校300多名学生,有200多人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社团,如话剧团、歌咏队、宣传队、山城社、越光社等,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街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控诉日军的暴行、传播抗日胜利消息、歌颂抗日英勇事迹。其中,学生社团出版的《呼声》、《山城壁报》、《越光周刊》等刊物针砭时弊,深得全校师生和平越人民的好评,被赞誉为平越的《新华日报》和《大公报》。
    交大在平越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他们责令学校取消进步社团,号召师生参加国民党。茅院长和全校进步师生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党员的申请表一直锁在茅院长办公室的抽屉里,一张也没有发出,师生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进步学生社团通过刊物和壁报发表批判性文章。
    同一时期,学校1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国民政府在云南组织的“译训班”,并担任了滇缅英美同盟军的翻译工作;有些学生直接报名参军,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念兹在兹,再救母校
    1942年4月,茅以升先生调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暂时告别了学校。
    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日军进攻广西、贵州,逼近平越,学校不得不再次迁移。时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的茅先生致信罗忠忱院长,建议学校师生暂时迁到位于重庆的中国桥梁公司,等待落实复课地点。11月27日,交通大学唐山、北平两院校友在重庆相聚,成立重庆校友会,公推茅以升、李中襄、袁伯扬为常委。重庆校友会与沿途校友联系,全力协助母校迁移。1945年2月上旬,大部分师生到达重庆。2月15日,在茅以升先生和重庆校友的积极协助下,学校在重庆璧山丁家坳复课。(钱冬生 作者系著名桥梁专家,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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